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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砖玉瓦有厚薄

1998-05-21 来源:光明日报 谷林 我有话说

张中行先生的《负暄琐话》收有《刘叔雅》一文,说“刘叔雅是民初学术界的知名之士,名文典,字叔雅,因为学术有成就,人都称呼为刘叔雅,表示尊重”——即所谓字而不名。文中记其轶事一端云:“抗战时期,他到云南,一个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。我有个表弟倪君在那里上学,回内地之后跟我说:刘叔雅在那里仍然表现为很怪异,许多事在学校传为笑谈。例如有一次跑警报,一位新文学作家,早已很有名,也在联大任教,急着向某个方向走。他看见,正颜厉色地说:‘你跑做什么!我跑,因为我炸死了,就不再有人讲《庄子》。’那位作家尊重他是前辈,没还言,躲开他,或者说,‘桃之夭夭’了。”

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收存了《刘叔雅〈庄子补正〉序》,内称:“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《庄子补正》示寅恪,曰:‘姑强为我读之。’寅恪承命读之竟,叹曰:先生之作,可谓天下之至慎矣。其著书之例:虽能确证其有所脱,然无书本可依者,则不之补;虽能确证其有所误,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,亦不之正。故先生于《庄子》一书所持胜义,犹多蕴而未出,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。”读了这些话,不禁要感叹知人之难,你看:刘叔雅为学若是之审慎,行事却如此之怪异,两者结合于一身,因果莫明,成为当时著名学府之一绝。

不久前在许渊冲教授的《追忆逝水年华》中,又看到《名师》篇所记刘在昆明跑警报一事,略同《负暄琐话》,但指明无端挨了他那一闷棍的新文学作家即沈从文。许先生文中把刘面斥沈从文和敢于顶撞蒋介石联在一起写,并云:“鲁迅《二心集》中都有记载。”我查《二心集·知难行难》篇,仅见“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,因为不称‘主席’而关了好多天,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”这么几句话,莫究其详。幸亏《负暄琐话》有提示,乃于《民国人物传》第5卷查到张文勋所撰刘传,始知刘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在1927年。第二年学校发生罢课事件,“蒋介石到安庆亲自召见刘,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,严办罢课学生。刘当面顶撞,说他不知谁是共产党。蒋大为震怒,命卫士把刘押送公安局关起来,并威胁要枪毙他……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,蔡元培等力保,蒋介石才以刘‘即日离境’为条件,把他释放。”张中行先生因此遂以“三国的祢衡”拟刘。读者从而获悉蒋介石曾经接受陈立夫的斡旋和蔡元培的力保,容忍过一场“击鼓骂曹”的串演,直是盛世新声;只是胜地无常,嘉会难再,不可多得罢了。

《琐话》记沈从文那一次迎受“正颜厉色”是“没还言,躲开他”,如果设身处地,代为规谋,殆亦别无可行善道。钟在寺内声在外,路过的人偶然听到,大概会仰慕沈先生的器度,至少也当同情他的委曲。

1988年沈从文去世,季羡林先生有悼文,称他“一生安贫乐道,淡泊宁静”,并说:“像他这样一个有特殊风格的人,现在很难找到了。”他深有余恫地记述“一件大事”云:“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,在这个关键时刻,我并没有听说,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。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,虽然他并不故做革命状,以达到某种目的,他仍然是朴素如常。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……”。

季先生所说的“恶运”,指的是1948年香港《大众文艺丛刊》第一辑上刊出郭沫若《斥反动文艺》一文,沈遂“从此被‘瞥’下文坛,销声匿迹,再也不写小说了”。沈又一次“当头挨了一棒”,“没还言,躲开他”仍其旧贯。不写小说,改行钻研文物,耐得住寂寞,终于推出一部硕大无朋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它惊动了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老,为之提笔写下三百来字的一篇短序,构筑就大有意趣的文坛故实。

设想为新文学史料编沈从文一小卷,也许可以把郁达夫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收在头里。那是沙石迷眼的一个大风天,郁特地到会馆探望沈,回去一口气写出这篇激愤之辞。沈以后从未提及郁当时把自己的围脖子解付于他。“大恩不言报,大德不可忘”,我读朱光潜《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》一文所说“在当时孳孳不暇地培育青年……他总是有求必应,循循善诱”那一节话,始悟在沈先生恩仇一笑、宠辱两忘的背后所蕴积的深情。他的一名入室弟子汪曾祺曾有多篇文章记述他,他还说过:“一个人被遗忘了多年,现在忽然又来出他的书,总叫人不能不想起一些问题,这有什么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?这对于今天的读者——主要是青年读者的品德教育、美感教育和语言文字的教育有没有作用……”。往事回顾,真耐咀含。

偶从《谚海》翻见“金砖何厚,玉瓦何薄”两语,不觉怃然。材质何等珍贵,可是营建料量,尺短寸长,措置起来也还有千阻百难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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